一是不同审级法官绩效考核指标设置的同质化。
通篇不过二十句话，平平淡淡地写来，看似漫不经心，而实情实景历历如见，那种清峻朴茂的气调也贯串始终，确能给人以形散而神不散的醇厚韵味。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一文中谈到当时诗坛的风习是：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
可是不久以后，伴随着文学思想战线上斗争的渐趋激化，对六朝文学的攻击也明显升级，并由齐梁、晋宋逐渐上溯汉魏乃至楚骚。柳宗元《笼鹰词》、《跂乌词》、《放鹧鸪词》，刘禹锡《聚蚊谣》、《飞鸢操》、《百舌吟》，借禽言兽语影射人事、针砭习俗，属于寓言、杂文式的诗。治国之道既定，就要择人，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而若扩大搜索的范围，则不难从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以至蔡邕《述行赋》这条线路上，找到其孕育出生的胎记。(13)其二，以数字化为主导的量化考核方式不能呈现法官的全部智识劳动，且易滋生绩效考核的结果导向。
至于其中某些叙述的语言仿史家书法，大块论说有似奏议，生动的细节描写带有笔记小品的韵味，逐层景物铺排类同山水纪游，则又显示了作者博学综取的手眼与心胸。《荀子·强国篇》记其事云： 应侯问孙（荀）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社会主义 新中国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仅涉及语法问题，更意味着了国家主权建构方式上的区别。
如常安教授发现五四宪法在序言和总纲第三条的位置强调民族问题，由此他认为这表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立和运作不是一个小的制度问题，而是一种宪制安排，其目的是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民族问题条款的前置性限定。具体而言，《宪法》序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资源包括:第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并维系历史中国。已有学者对中华民族概念入宪的规范释义和意义进行了阐释[6]。三、宪法正文中民族团结的制度体系 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需要落实到具体制度之中。
在《宪法》文本中，一方面，宪法序言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和理论正当性。[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既需要政治上的确认，也需要借助具体方法去维护和夯实民族团结的基础。
进入 邵六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团结 。[32]（Ｐ.35）社会主义改造、教育、塑造，真正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坚实基础，这不仅体现在对民族关系的社会主义塑造中，也体现为革命与建设中对妇女、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另有学者对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的地方立法实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9]。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必须要回到悠久的历史中去才可以理解。
只有将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引入宪法序言，为法律和外交层面上常用的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提供了宪法资源。而八二宪法更加重视历史中国的文明意涵，将当下中国的历史逻辑拉长为更加久远的五千年文明，这也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论述相契合。且《民族区域自治法》自2001年修订至今已有20年，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的新型民族交往格局逐步形成，《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没有引入2018年《宪法》修改时加入的中华民族提法等等。现行宪法中蕴含着丰富的指向民族团结的资源，且不限于直接包含民族民族团结词语的条款:一方面，宪法序言引入文明维度、革命范式、社会主义视角，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和政治逻辑，确立了民族团结的历史正当性。
②关于政法法学的研究范式，可参见邵六益:《政法传统研究:理论、方法与论题》，东方出版社，2022年版。[33]就像乔晓阳先生在解读《宪法》第31条的特别行政区条款时所指出的那样，《宪法》第31条是在《宪法》第30条关于我国的各级行政区域的设置后，因此特别行政区本身也属于央地关系中一种特殊的地方，从而也再一次体现了我国的单一制国家制度。
[10]（Ｐ.431）在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实践中，只有实现了多民族的国家认同塑造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宪法确认。民族团结的历史论述提供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深厚基石，提供了支撑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依据，同时为民族团结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宪法资源。
《宪法》第52条进一步将维护民族团结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七五宪法第24条规定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④笔者曾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公私两重形象切入，讨论共和国之初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人阶级的生成问题，参见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恰恰是因为有中国各族人民的参与。当然，尽管2018年修宪纳入了中华民族的新提法，但是在具体条款中并未有太多修改，如针对民族地方出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方性立法与实践问题，《宪法》第4条第4款等还未作修订。中国各族人民在人民战争中凝聚为紧密的共同体，并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新中国，各族人民进而成为国家的主人。
[15]（Ｐ.181-186）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单纯以民族作为自治单位——民族人口不是自治区设立的唯一标准，而是以民族区域为自治单位，这既符合中国汉族人口基数大、不同民族混居的历史久远之现实，也有助于避免民族隔离或纠纷，实现共同发展。八二宪法第4条第2款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关规定改变为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法理论、宪法学。就新中国的宪制而言，人民共和包含着阶级和民族的共和:一方面是四个阶级在协商基础上的共和，另一方面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共和。
这集中体现在序言第二段至第五段的规范中，这是序言为民族团结所提供的政治论述，也对回应当前民族理论中的一些争议性问题有所助益。学术界对这十一个条款已有很多研究，本文不作赘述。
也是今天实现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宪法》序言第一段诉诸历史，为中国的存在奠定了无可辩驳的时间厚度，并明确了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宪法》前两条的国体条款与政体条款都没有明确提及民族问题，说明民族问题并不是国家建构的基石性问题——阶级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基本框架，这也恢复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法律的理解进路之中，宪法第4条对民族问题的规定从属于前两条关于中国人民的阶级分析框架。拥有多民族的现代国家需要建立在各民族团结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构成了我国宪法的政治基础。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宪法中的民族团结条款不仅仅指狭义的直接包含中华民族民族团结语词的条款。[19]宪法序言以其宏大、深刻的法律修辞，在构建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可以说，现行宪法的序言是法律实现政治共同体构造的典范性文本。
这些都要求重视从社会主义的视角去回应民族事务中的新问题，从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角度维系各民族的团结。[23] 现行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的规定，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序言第一段都不同。
也有学者对我国历次宪法文本中的民族团结词语进行了分析，并对现行《宪法》中出现三次的民族团结的不同意义进行了分析[7]。学界过去曾对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有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的表述不具备法律规则的规范结构而不具有足够的法律效力，这一倾向已经得以改观。
[24]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中，逐渐塑造了各族人民统一身份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选举法》第16条、第17条对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民族构成又作出专门的规定，核心都是希望借助人大的整合机制，将民族、性别区分整合进人民的概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团结就是共和国的政治基础和宪制基础。是否要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团结的基本精神与相关规定，制定一部全国层面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或许是未来重要的研究命题。
本文仅举两例：第一，宪法正文前三条的国体条款、政体条款、民主集中制条款，为民族团结确定了基本框架。而且，如果仅仅从1840年论述开始，那么中华民族历史开端的描述就无法真实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也就无法容纳复兴话语。
[16]（Ｐ.28）各民族的团结显然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重要基石，也是制定宪法的前提性问题。[15]（Ｐ.189-190）政治实践决定了宪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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